来源:学习时报 作者:夏自魁 本站摘自:党建网
于光远(1915—2013年),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、国家科委副主任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于光远的治学之道主要集中于他的《碎思录》一书。此书主要收录他写于1987年和1988年的100篇格言式的短文。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,蕴含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治学心得。他善于从自己所处时代研究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,并且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让细节纯粹起来的问题意识。从总体上看,于光远的治学涵盖独立思考、深入研究、批判分析、认识自我以及学思结合。
独立思考,不搞大合唱
学术研究不是搞大合唱、滥竽充数,它为追求真理而存在。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探索是认识真理的必备条件。于光远认为:“‘独立思考’就是不盲从,不附和,……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,不独立就谈不到思考。‘只服从真理’讲的是服从什么的问题。能服从一己的利害得失吗?能服从真理以外的某种权威吗?”思考具有独立性,有自己的心得体会,而不是他人的附庸。思考服从于真理,它不是个人利益的奴仆,更不是应声虫。因此,要做到独立思考,一要不计个人的一己之私,二要实事求是。
学问地位,不能取代具体真理
真理有其存在的具体条件,有其自身的特殊性。一旦跨越其赖以成立的条件,则会变成谬误。于光远强调:“真理是具体的,不存在抽象的真理。……一个人,不论他学问多大,地位多高,如果对某个具体事物未作具体分析,他就是一个门外汉。我不主张取消门外汉的发言权,但他应有自知之明,尊重掌握了具体真理的人,向他们学习。”圣人不曾高,众人不曾低。个人不能依仗自己的地位和学问,就认为高人一等,并以此认为自己是专家。殊不知,没有掌握具体的真理,没有了解新情况就胡乱发言,瞎指挥,那他就是个门外汉,不懂装懂。在具体的条件和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情况下,具体真理的特殊性不是靠已有的经验和一般的认识能够取代的。它需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不受制于地位和已有的学问,切忌用堂而皇之的理由代替其特殊性。
仔细研究,不膜拜盲从
什么是研究,如何展开研究?于光远对此作出言简意赅的界定。他认为:“‘研究’是词典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。‘研’成粉末,言考察之精细也。‘究’是溪流之尽处,言考察之深远也。遇到任何问题,本人第一个反应便是要对它进行研究。”究其本源,细微处见真章。凡天下事,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细节决定成败。厘清任何一个问题,需要作出精细的研究,寻根究底。研究所做的工作是打破砂锅问到底,格物致知,它必须具有孜孜不倦的精神。
批判分析,不笼统接受
面对新思想和新语言,正确的态度是作出分析后再选择。不是因为其新鲜或时髦,或所谓的创新就要盲目接受。有的所谓创新,只不过是对过往的回忆,贴上新标签,本质并未改变。于光远指出:“一个人在自己的进步中应该接受新思想,从而也应该接受新语言,而且应该经常这样做。但不应有任何盲目性,不应该随便接受,也不应该随便拒绝。应该对未曾接触过的语言持批判的即分析的态度。”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,新的思想用新的语言来表达,这本无可厚非。问题在于,不要盲从,笼统接受。对新思想和新语言既不盲目接受,亦不随意拒绝。正确的态度是在分析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取舍。
认识自我,不沾沾自喜
做学问,必须谦虚谨慎,自我反省。切不可眼高于顶,目中无人,盲目自大。于光远说:“取得某种‘研究成果’后沾沾自喜,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。这也是一种‘劳动异化’……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个陷阱。避免的办法是把研究的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对象的地位。”人最难认识的便是自我,认识自我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学者发表自己的精神产品,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,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学术的地位。但是,如果过度地迷恋于自己的劳动成果,摆出一副天下第一的姿态,视他人为土鸡瓦狗,则难于进步。必须时刻警醒:知道自己是谁,自己在干什么。摆脱自我迷恋,需要树立自我批判、精益求精、谦卑的学习态度。唯有如此,方可进步。
思考写作,不眼高手低
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,每个人有其选择表达的权利。思考和写作需要同步进行。只思考不写作,难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,甚至是懒惰的借口。于光远对表达和思考有着这样的认识:“人各有特点,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。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。思考了就想留个记录,就去写。多年如此,养成了我的习惯。自己体会到,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。”于光远提倡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。记录自己的思考所得,养成随时随地勤于动手的写作习惯,这有助于加深思考,不会天马行空地想过之后就遗忘了。记录自己的思考,还可以避免光说不练的“假把式”。随想随记是个好的习惯,这让自己的思考更条理,写作会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。
思考与写作已经成为于光远的日常生活习惯。耄耋之年的他也是笔耕不辍。他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。居家如此,在飞机上、火车上也是如此,哪怕是仅有的一点边角时间,他便充分利用,抓紧写作。20世纪80年代初,有一次他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,一位与他几十年未见面的延安时期的老战友,竟然凭着他在候机厅中以膝为桌低头写作的身影认出了他。那位老战友感慨地说:“于光远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抓紧时间。几十年如一日,一点没变。我一看到有人候机时还在低头写作,就判断一定是他。”于光远著述颇丰,这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。